年赴宜昌高考回忆

年春，我读恩施高中三下开学时突然痰中带血，经还设医院（医院）X射线透视，断定我身患浸润型肺结核。那时雷米封等治疗肺结核的西药尚未在恩施使用，结核杆菌通过空气呼吸传染，和以前的麻疯、现在的癌症、这次的新冠肺炎一样可怕。为防止传染，学校把我安排在一间土墙泥地的小屋里单独食宿，上课时戴着口罩坐在教室门外旁听。在那半学期里，基本无人敢和我接触，连我最好的同学杨崇铨吴国钤也不敢和我讲话。除我自己还知道自己是个活人而外，在其他人眼里，我完全是一个既可怕又可怜的身影和毒物。好在读完三上整个高中课程已经学完，三下学期都是复习备考。我的高中三年平均总成绩单上各主科平均成绩仍然高达98分以上，特别是数学化学三年平均总分竟高达99分以上。这些事实说明，那半年的独处旁听，对后来的高考成绩影响应该不会很大。除开独处时的那些寂寞、恐慌、无奈有时还突然在梦里惊现而外，经过近七十年的时间淘洗，现在只有一件小事仍然深深地刻在我的心板之上，叫我终生铭记难忘，就是在单独住校期间，我的寝室每隔几天就有人偷偷帮我打扫，甚至帮我倒掉可怕的痰盂，帮我在暗藏着可怕结核杆菌的寝室墙边四角洒上消毒石灰。细想起来，这个不怕结核感染，帮我疼我的人，肯定是我同班同学中的一个！然而，他究竟姓甚名谁呢？是团干马宏谊吗？吴国钤吗？康纪春吗？是我的同乡同学杨崇铨吗？很多年来我都很想知道，但是，至今我都毫无线索，仍然不知道这个好人究竟是谁。我只能感谢那时同班同学品质的纯洁和高尚。

年恩施专区八县还只有恩施高中一所普通高中和恩施师范恩施高农两所中专。高考考生主要是高中应屇毕业学生，中专毕业生（含已毕业的小学教师和其他同等学历人员）只有两叁名优秀者才有幸被推荐参加同类专业的高考。当时，恩施还未设高考考区。恩施、襄樊、荆州、宜昌四地区的高考考区设在宜昌。那年，沈阳高级炮兵学校（二炮）来恩施高中招生，甲乙两班毕业生一部分还在未毕业时便被派来的杨排长录取。据鄂西高中五十周年校庆《纪念册》记载和我个人记忆，恩施高中55届甲班年入学新生应为43人，由于途中余秀稔陆大志因病退学、陈荣昌因病去世，毕业时实际人数（加汪文博同学）为41人。由于高考前马宏谊、张自强、向秀文、江富荣、赖家藻、罗启银、胡兴恩、胡大纲、刘继炘、阮明德、康忠言、黄荫权、陆大睿、向自荣、罗应启等15人已被炮校录取和皮碧英陆训廉因病乔能荣犯错不能参考，所以，那年甲班实际参加高考人数只有24人，为全班毕业41人的二分之一强。我在读高三时已检查出患有浸润型肺结核病（可传染），按那时的规定本来是不能参加高考的。但那时的教师对他们的学生真心疼爱如子弟，凡事都为学生的前途着想。帮差生，援难生是他们的天职。事实上我的参考资格就是我的班主任赖家荫老师争取得来的。记得毕业典礼后，其他多数同学留校复习，我是因病提前离校回家的。离校时，赖老师曾对我说：你有病，按规定不能参加高考。但是，三年来你的成绩一直很好，不参加高考有点可惜。经过我们争取，校长（刘厚章先生）同意，你先回家休养，提前单独去宜昌复查身体后参加高考。最后，他还着重嘱咐我说，医院复查后如果身体已好，医院复查的结果证明交给带队去的老师，让他把原来装在你档案袋里的身体检查证明调换出来。医院的复查结果不好，不仅检查出右肺上角有浸润型肺结核病灶，而且，还在左肺上发现两个结核空洞。虽然，证明没有换成，但是，学校老师的关爱之情，却至今使我感到温暖。

那年到宜昌高考，恩施高中甲乙两班考生是由刘隆章老师带队集体去的。我要复查身体，是比集体提前几天单独去的。我带着准考证、两支钢笔、牙刷牙膏和妈妈硬綑在背包上的两块十多斤重的火炕腊肉，坐老货车改装成的红头白厢客车从利川南门车站（注）出发，第一天经李子坳、圆包嘴、马鬃岭，歇清水洞。第二天从清水洞出发，经三源溪、老虎嘴、白果坝至恩施。第三天从恩施坐汽车至巴东，第四天从巴东坐轮船五等仓至宜昌十三码头，上岸后坐新三轮车至与西坝宜昌师范隔河相望的宜昌高中。年，恩利公路刚才通车，客车门边还安着锅炉，司机旁边还坐着助手，汽车发动要用一根“ㄅ”形铁棍插进车头使劲地搅。从利川到恩施，三源溪老虎嘴一段坡陡弯急，汽车像一个无力的老人，唔……唔……的哼着爬坡，十分艰难！有时熄火，有时甚至倒退，助手必须手握三角木站在汽车门口，随时准备下车将三角木卡在汽车轮下。“一走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八九十人推”，这三句话就是对那时行车状况的真实写照。检索历史，解放前恩施地区只有从巴东至来凤的碎石公路一条，机场（来凤机场）一个，没有飞机，汽车很少。解放初期我亲眼所见，在恩施只有地委书记周敬学和军区司令员王定烈等一号首长才有军用绿色吉普车坐。那时利川山路崎岖，通往各乡都是石板小路，只有一条六尺来宽从利城到汪家营街口的碎石泥沙马路，没有公路，没有汽车，连洋马儿（自行车）都没有，所以连第一任政委徐达山县长陈明下乡除少数时间是骑马外，多数时间都是步行。那像现在，“路如蛛网车似蚁，上天入地一路歌。火车飞机随便坐，管你干部农二哥。”从利川到宜昌不到公里的公路里程，自驾车三个多小时就到。从恩施坐飞机到宜昌，一眨眼就到。听家父说，前清时他也曾从利川步行到过夷陵（宜昌），“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路小跑，走得人鼻塌嘴歪，整整走了半个多月才奔到江边磨机山下。和他们那时相比，他们步行，我们坐车坐船，他们步行半个多月，我们坐车坐船四天，确实我们的“辛苦”是不好说出口的。

到宜昌高中后，因为规定的接待时间未到，大批考生未来。所以，我只能自找住处。幸好，宜昌高中管总务的老先生仁慈，怜我穷苦远来，夹来一床单被，叫我把几张课桌并拢当床，让我在教室里过夜。那时，七月天气，宜昌白天闷热如甑，医院检查身体，倒也勉强过得。只是，夜里蚊子成群，没有蚊帐，任随吸血虫们放肆叮咬，次日起来，浑身红点，恶痒恶痛，实在难熬。好在那时年轻，等待时间不长，三天以后便随我校参考同学一起住进帐被整洁，通风凉爽的学生宿舍，第二天便走进高考考场，只一天半时间，便结束那次人生命运的纸面笔墨较量。

回想那次宜昌赶考，考试过后我还在宜昌逗留。逗留期间以下情景至今都还时不时地在我心头萦回。第一是逛街看市景。那时的宜昌并不繁华，只有不足一公里长的解放路是水泥马路和钢筋水泥的新建楼房，焕发出一股新时代的勃勃生气。其他街巷多数都仍然是木板瓦顶的老街窄巷。穿行老街窄巷，时有咣嘡咿呀的皮影锣鼓和“打猪啊草啊，打猪啊草”的民间哼吟歌唱从关闭着门窗的老屋里传出，好像是在提醒我不要忘记那种远去的时代苍凉和我儿时追逐的乐趣一样。十三个停船码头除第十三码头较大，经常有轮船停靠外，其余十二个码头几乎都还是既小又老的石板小路和梯步滑窄的水巷子。长江浩荡，南岸磨机山在抗日战争中留下的伤痕还未治癒，过往轮船汽笛长鸣，好像是在向死难的英雄和贫民表达着一个伟大民族的衷心敬意和坚强意志。北岸临江一面，茶馆联着茶馆，汗水浸渍成黄中泛黑，黑里闪亮的竹凉躺椅整齐地摆放在吊脚楼上，抬眼望去很像是一幅整齐粗犷的木刻板画。也许是白天的原故吧，茶客几乎没有，只有那江上成排树立的根根桅杆和飘动的点点风帆似乎还在欣赏着它们的悠闲和美丽。总之，我觉得那时的宜昌市景静大于动，新少旧多，说它像一幅水墨山水的中国图画更为恰当。第二是考场和欢送晚会。我国的科考制度始于隋大业三年（），止于清光绪三十一年（），历经一千三百余年，形成一套“开科取士”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从电影上我们可以看到唐代举子的风流，宋代秀才的不羁，清代考场的严厉和污秽。民国时期癈科举，兴学校，高考先是自主招生，后为全国统考。先是军阀混战，继是抗日战争，国家危困，民不聊生，学校迁徙流离，高考长期不能正常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高中学生很少，尚未分科。从年我上高中时起，恩施高中才开始暗分为文理两科（甲班为理科，乙班为文科），高考实行全国统招统考。我们那次高考考场设在宜昌高中。为保持考场安静，解放军在距考场约两百米的一线持枪警卫，考前半小时只准监考工作人员和考生通过，不准其他任何人员进出。为防考生舞弊，教室内考生的坐位安排得十分巧妙，从我的坐位安排情况看，若我居中为土，前后左右四考生，则有如东木、南火、西金、北水一样摆布，男女相邻，来地各异，互不认识。考试进行时，监考老师一人站在讲台前、一人坐在教室后的高櫈之上扫视全场，两人不断在课桌间走动巡查，不时地把准考证上的照片和考生的面像进行对照，生怕有人会冒名顶替。常听人说，过去大比高考，有人晕考生病，有人舞弊犯科。但是，我们那次高考却是一片肃静，连钢笔在纸上书写的声音都能听清。在那一天半里，除开考后的相互对题后的欢笑和叹息而外，其它什么怪事都不曾发生。记得那年炮校新生和高考学生是同时在宜昌聚集后才分开的，高考完后，各地区的考生和炮校新生集中开晚会，气氛十分活跃热烈。“清水河哟清又清啊，我的丈夫啊是志愿军啊！太阳下花开红又红啊，我的丈夫啊是英雄啊！”特别是那个沙市女生，圆脸长辫，大眼弯眉，《我的丈夫是英雄》的那声亲甜歌唱，满堂喝彩，至今还常在心头回荡。

注：当时利川汽车站位于原城南石城门和砖碉堡北侧钟灵路口姚本芝家，大约在现中北仓储东北角处。姚本芝和我初中同斑同学，初中毕业后她上高农，毕业后分配在鹤峰工作，后来长期在鹤峰中学教书。姚本芝的父亲外号“姚大老壳”，做生意，很有钱，车站那栋白粉砖墙新房子是他家两年前才修建的。

谭宗派年11月21日星期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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